【曾文珍觸碰台灣紀錄片的敏感地帶】敏感地帶開發精油按摩服務電影

來源:班級工作計劃 發布時間:2019-01-20 點擊:

  我拍攝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講述了曾上街遊行示威,後被關了15年牢的政治犯的故事。這部片子沒受到政府阻止,反而獲得政府200萬台币資助拍攝。紀錄片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它其實打開了一扇窗,民衆關心的而更廣,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1987年台灣取消黨禁報禁後,紀錄片拍攝空間還是挺大的。2002年我拍攝的紀錄片《春天:許金玉的故事》獲得第3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被拍攝者是曾上街遊行示威,後被關了15年牢的政治犯。這部片子不但沒受到政府阻止,反而獲得政府200萬台币資助拍攝。政府聘請一些專家,組成一個評審企劃案的委員會,來決定哪些片子可以被資助。
  我拍這部片子的時候内心也挺掙紮的,因為當時這個題材有些敏感,我們也不知道片子拍出來,觀衆怎麼看這個題目、怎麼看許金玉老太太。在拍攝的過程中,有工作人員擔心題材比較敏感,就問是不是不要拍那麼多,或者點到為止就好。但我們相信,正在做的不是壞的事情,我拍紀錄片應該忠實呈現這個人物的思想,後來就一步一步拍完。
  在黨禁和報禁沒有解除之前,台灣的紀錄片基本是維持在宣傳片的狀态,報喜不報憂。在題材上也局限在一些民族藝術,風俗民情,跟一般人民的生活沒有那麼貼近。針對一些民生問題、教育問題的紀錄片基本看不到。
  1998年是台灣紀錄片發展比較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台灣辦了第一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這是很大型的紀錄片影展。在那一年,台南影像紀錄研究所也成立了。第二年台灣公共電視台紀錄觀點節目也開播了。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就讓台灣紀錄片行業有一個飛躍。
  台灣政府對紀錄片雙年展非常支持,一般民衆看紀錄片隻要10元台币,吸引很多人去看,後續到現在一直辦這樣的影展。這樣的影展讓台灣的民衆對紀錄片有一定的認知。也因此吸引了很多年輕的電影工作者、紀錄片工作者來拍攝紀錄片。影像紀錄研究所是傳授怎麼拍紀錄片的學校,培養了一批導演出來。紀錄片拍攝完成之後,有公共電視台紀錄觀點的平台可以播放,可以參加影展,這樣的氛圍之下,民衆對紀錄片比較熟悉,同時也可以參與其中。有些紀錄片的票房甚至超過一般所謂商業電影的票房。
  觀衆群體從對紀錄片零的認識到比較認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很重要。除了資助一些紀錄片的放映或制作之外,台灣有很多縣市的文化中心,這些文化中心是民衆常常聽演唱或看表演的地方,紀錄片放映也在此,免費鼓勵民衆看。台灣民衆很想從紀錄片裡面看到關于自身的故事。這個地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地方需要面對什麼問題?還有哪些事情在周遭發生?紀錄片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它其實打開了一扇窗,民衆關心的面更廣,不僅僅局限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事情上。
  台灣社區影像培力營也免費培訓大衆拍攝紀錄片,倒不是想訓練出一些拍紀錄片的導演,而是希望通過讓他們對紀錄片有了解,完成美學的大衆教育。政府會将培力營的一些培訓資金納入預算。比如今年要舉辦這樣的培訓大概有多少課程。包括講師的費用需要多少,政府會支持這些費用。當然政府扮演的角色隻是,在經費上資助,其他的事情都退到外面,也沒有設置門檻做審查。
  台灣導演拍攝紀錄片時,如果經費不足,可以通過一些單位做一些申請或補助,甚至找一些民間企業。當然政府也有補助的管道,你去做一個提案,如果評選通過,就可以拿到部分經費。拍紀錄片在物質上不見得有那麼充足的享受,我如果純粹拍紀錄片,可能生活上會有一些問題。我本身在學校當老師,社區紀錄片培力營也有當講師授課。我通過多元的工作,可以資助拍紀錄片。
  台灣紀錄片工會也在這行業的發展中起到較大的作用,三年前,台北電影節取消紀錄片參加競賽,工會就去抗議,後來紀錄片可以參加競賽了。工會幫紀錄片從業者争取權益、組織讨論交流經驗、促進業内信息流通。
  紀錄片拍攝最重要就是題材上的選擇。說到目前台灣紀錄片行業的瓶頸,主要是最近幾年台灣的紀錄片題材沒有過去那麼多元了,這需要思考。
  (摘編一李櫻出自“騰訊燕山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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