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比“翻譯綜合法”與巴斯内特“文化翻譯觀”比較|巴斯内特文化翻譯觀

來源:個人總結 發布時間:2019-07-23 04:59:33 點擊:

  摘 要: 自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興起以來, 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借鑒各種理論範式,全面考察翻譯的結果和過程。本文比較兩位在譯壇影響巨大的翻譯研究者斯内爾·霍恩比及蘇珊·巴斯内特的翻譯思想,從二者翻譯思想的“同”入手,着重談二者翻譯思想的“異”,旨在更全面地認識兩位翻譯理論家,更深入地認識和理解他們的翻譯理論。
  關鍵詞: 巴斯内特 文化翻譯觀 霍恩比 翻譯綜合法
  1.引言
  20世紀70年代中葉,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譯研究者們嘗試借鑒各種理論範式,全面考察翻譯的結果和過程。在國際譯壇影響巨大的翻譯研究學者及第二語言教學專家,斯内爾·霍恩比在系統梳理翻譯研究的基本知識後,緻力于在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派和文化學派之間建起一座橋梁,并且嘗試提出一種适用于各種翻譯類型的綜合翻譯理論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從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譯是一種新的研究範式而不僅僅是在原有的範圍内改變立場,或者說轉換視角的行為。這些新的研究視角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引發了人們對于翻譯本質的進一步審視和思考。
  自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興起以來,它開始了廣義上的文化轉向。就文學翻譯而言,這種新的文化範式包括文學翻譯過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系統中的地位、譯語文化對文學翻譯的決定作用及在後殖民語境文學翻譯中隐含的政治話語等。英國沃瑞克大學比較文學理論和翻譯研究生院教授、翻譯家、詩人蘇珊·巴斯内特是這一新的文化範式的倡導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譯研究》一書中指出翻譯研究應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這開啟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門。
  2.兩者的翻譯思想
  2.1斯内爾·霍恩比的“翻譯綜合法”
  1988年,斯内爾·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譯研究——綜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詳盡地闡述了翻譯觀。她博采衆長,以獨特的視角和與衆不同的見地全面考察了翻譯研究的曆史和現狀,最終提出将翻譯研究設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見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譯理論範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論範式的基礎之上,她提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活動且翻譯研究應該采取一種綜合方法,即翻譯研究應作為整體而不是某種形式來考慮。
  斯内爾·霍恩比(2001)的綜合翻譯觀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學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格式塔整體原理是心理學的範疇,它強調整體不是各部分的總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機關聯,所以不能僅僅通過對部分的分析理解整體。同樣,原型學注重的是聚焦和細微的差異。斯内爾·霍恩比運用原型框架,強調各種翻譯文本是不可分割的連續體。實際上,原型學的構架就是一種綜合方法,它要求翻譯研究必須注重語言在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語境中的關聯,并通過這種關聯确定字和詞的含義。因而,翻譯研究作為一門綜合學科,包含從文學到科技的各種各樣的文本翻譯。雖說翻譯吸收了多門學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種領域的總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門學科。翻譯研究的綜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譯的複雜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學科的傳統方法,它适用于各種不同類型的翻譯。這種新的翻譯方法為翻譯研究者拓寬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蘇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譯觀”
  蘇珊·巴斯内特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及翻譯對于文化的意義。以她為代表的文化學派對當代社會需求和翻譯的總體狀況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譯觀,在翻譯領域引起了巨大反響,使翻譯研究另辟蹊徑,前景豁然開朗。他們認為文本不是語言中靜止不變的标本,而是譯者理解作者意圖,并将這些意圖創造性地再現于另一文化的語言表現,因而翻譯絕不僅僅是複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協調和操控。巴斯内特認為翻譯的基本單位不是單詞,不是句子,不是語篇,而是文化,基于詞語對等或篇章對等的“忠實”根本不存在(潘文國,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認為文化是決定信息核心的關鍵因素,她的“文化翻譯觀”主要内容包括:翻譯不僅僅是簡單的解碼——再編碼過程,更重要的是一種交流的行為。翻譯不僅是雙語交際,更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翻譯的目的是掃除語言障礙,實現并促進文化交流。翻譯的實質是跨文化信息傳遞,是譯者用譯語重現原作的文化活動。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翻譯原則和規範,但這些原則和規範最終都是為了滿足不同的需求。翻譯不應局限于對原文的描述,而是該文本在譯語文化裡功能的等值。翻譯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語言不是翻譯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譯操作的對象。翻譯是滿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裡不同群體的需要。
  3.兩者翻譯思想的相通性
  在對翻譯本質的研究中,斯内爾·霍恩比認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活動。她在認真研究各派翻譯理論,尤其是語言學派、文化翻譯學派其他學者和釋義學派的長處之後,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譯理論。這一理論對整個翻譯理論的建設和發展都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她堅信翻譯研究的基礎是把文化作為一切知識、熟悉程度和感知的總體(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譯者的知識、熟練和感知的層次深度不僅決定譯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響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應該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識、熟練程度和感知的總體,一個譯者不僅應該非常熟練地運用翻譯過程中的兩種語言,更應該對兩種語言背後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僅應做到“雙語”翻譯(bilingual),更應是“雙文化”翻譯(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樣主張把文化作為翻譯的單位,她的文學翻譯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将翻譯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連接的紐帶是在她的文學翻譯思想中體現出的文化翻譯觀和翻譯文化觀(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認為,翻譯不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轉換,而是涉及句法、語法和語用等多方面複雜體系的解碼與編碼過程,是連接語言學、文體學、符号學、美學等的橋梁,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文化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視野中,巴斯内特(2001)強調文學翻譯中文化信息傳達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譯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調适的結果,翻譯是一種文化構建翻譯。   因此,在回答“翻譯是什麼”這個問題上,兩者都不約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譯過程中的橋梁作用,都摒棄了翻譯歸屬于語言學或其他任何一門學科的傳統觀念。
  4.兩者翻譯思想的相異性
  4.1對“解碼過程”的理解
  由于語言學翻譯理論的統治地位,翻譯很長一段時間都被看做是語際轉換,即語言的解碼和破譯過程,斯内爾·霍恩比認為翻譯不是解碼的過程,而是一種跨文化行為(張炳麗,2007:141)。她借用美國人種學家沃德·古迪納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國學者海因茲·格林(Heinz Gohring)對文化的定義,即文化是知識、熟練程度和理解力的總合。在翻譯中,譯者不僅要精通兩種語言,更要熟悉兩種文化(方儀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認為翻譯的主要标準應該由翻譯的接受者和翻譯的具體功能決定。以此為出發點,翻譯中的文本分析應該從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開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統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則是分析文本的結構。采用從宏觀層面到微觀層面、從文本到符号的“從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種由關系組成的網絡。因此,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還是文化的轉換,不是解碼的過程,而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
  主張翻譯文化轉向的代表人物蘇珊·巴斯内特(2001)認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譯所涉及的編碼和解碼過程,一定會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認為,翻譯是編碼和解碼相結合的過程,文化研究一直對此進行不斷探索。翻譯是涉及兩種符号系統編碼和解碼的交流過程,由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其任務就是對源語文本所負載的信息進行全方位的解碼。因此,翻譯可以說是一種側重于解碼的跨文化交際活動。文化的移植必須進行解碼,解碼與交際(或跨文化交際)并不是一組完全對立的概念,兩者隻是同一個概念中不同層次的程序罷了。如果說交際是目的的話,那麼解碼便是保證交際成功的手段;如果說交際是目标的話,那麼解碼便是實現這個目标的必要過程。
  4.2對“等值”的闡釋
  “等值”(equivalence),作為一個熱門詞語,在翻譯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過去的翻譯理論中,“等值”一直用于闡釋翻譯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爾·霍恩比強烈反對在翻譯研究中使用“等值”這個術語。她回顧了三大影響深遠的主要理論對“等值”所持的觀點,即以卡德為代表的萊錫比學派、強調翻譯中的語言學的卡特福特及聖經翻譯專家奈達。霍恩比認為,這三種主要理論中“等值”或“對等”一詞都處于核心地位。這種以“等值”為基礎的觀點視文本為線形的排列,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不過是涉及序列對等單位替換的轉碼過程,這無疑将翻譯的過程過度簡單化,在文本層面或者其他兩個層面尋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為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語言上的完全等值幾乎是無法實現的。“等值”這個術語,不僅不精确而且定義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語言之間對稱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譯觀”卻主張最大限度地實現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譯中等值的概念。她強調文化翻譯的功能等值關鍵在于譯語讀者在譯語文化中所獲得的效果要與原語讀者在原語文化中的效果對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體,語言比做人體的心髒。隻有人體的心髒與身體各部分組織相互協調,人才能保持生機和活力。因此,外科醫生在給病人做心髒手術的時候,必定會考慮病人整體的身體情況。翻譯實踐亦是如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不僅和語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譯員在将目标語譯為目的語的過程中,一定要兼顧語言的準确性和文化的适應性的雙重标準,絕不能脫離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譯。
  4.3對“翻譯研究方法”的闡釋
  斯内爾·霍恩比就翻譯研究提出了較為詳細的方法。她認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創作是翻譯過程的兩個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活動,就應該注重譯語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譯),而不能囿于原語文本的條條框框(回顧性翻譯),可見翻譯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種文本的再創作(田德培,2001:74)。為此,斯内爾·霍恩比引入了菲爾莫爾(Fillmor)的場景——框架語義學,并把它作為譯者分析文本和再創作文本的依據。用場景——框架理論解釋翻譯過程就是:翻譯是交際的複雜行為,是原語作者,具有譯者身份的讀者,和具有譯語作者身份的譯者、譯語讀者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過程。譯者首先從作者那裡獲得框架,然後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對相關材料内在知識的了解,逐漸建立自己的場景。譯者在激活的場景基礎上尋找合适的譯語框架。場景—框架理論既牽涉到字詞和結構,又牽涉到相互關聯的經驗、觀念和背景情景等文化因素,特别強調了文本分析不僅僅是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詞項,還要追溯一種由關系組成的網絡(Snell-Hornby,2001)。
  巴斯奈特認為,文化對翻譯提出了各種不同的需求,這些需求與原語文本的性質密切相關,因此翻譯應根據不同的文本性質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原語文本是元描述性(meta-narrative)的文本,或者蘊含某文化基本信仰的中心文本,則應盡可能地從文化的角度予以直譯。如果原語文本是科技文獻,則翻譯方法也應如此。但如果原語文本不涉及文化成員的信仰,也不涉及科技文獻,而涉及文學作品,那麼譯者在文本的處理上則擁有相當的自由(廖七一,2004:365)。而且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和意義的不确定性使譯者在翻譯時一定要考慮原語文本産生時的曆史文化背景。同樣,讀者在閱讀目的語文本時,要考慮譯者翻譯時的曆史文化背景。如果譯者和讀者處于不同時代,譯者的曆史文化背景将成為理解譯著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這幾個層面的曆史文化背景相結合才能使讀者對譯著有正确的理解。   5.結語
  斯内爾·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譯研究——綜合法》中另辟蹊徑,客觀分析了各種具有代表性的翻譯理論。她以開闊的視野進行翻譯研究,并采用格式塔綜合理論,建議将翻譯研究從語言學和比較文學的範疇下脫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其研究理論着眼于包括文學作品在内的所有文本類型,并強調文化對翻譯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活動的觀點,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譯研究發展的内在聯系和系統性,為未來的翻譯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理論依據。
  巴斯内特于1980年在《翻譯研究》一書中指出翻譯研究應從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思考,這開啟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門。之後,巴斯内特借鑒了霍恩比的翻譯思想,1990年,她和安德魯·勒弗維爾(Andre Lefevere)合編出版了《翻譯、曆史與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書,正式提出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研究範式。由此翻譯研究領域開始了又一次突破性發展,并最終形成了西方翻譯理論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流派——文化翻譯學派。
  兩者的翻譯思想都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适應了現代社會的需求,巴斯内特繼承了霍恩比的觀點,使翻譯研究的視野大大擴寬,呈現出多重、包容、開放和運動的狀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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