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複之子劉紅森 劉複之:“不能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

來源:公文書信 發布時間:2019-07-22 04:57:45 點擊:

  在走過了将近一個世紀的漫長道路之後,8月25日,96歲的劉複之老人,靜靜地走了。   劉複之是中共元老之一,曆任公安部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司法部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職務,被稱為“永遠的政法老戰士”。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等中央領導均參加了劉複之的遺體告别儀式。
  原中國法學會會長、曾任劉複之助手的王仲方在聽聞劉複之去世的消息時,表示自己“突然感到強烈的孤獨感”。
  力推首個反貪局
  1985年暑期的一天,劉複之在北戴河海濱,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打電話給他說:“中央決定你不再擔任公安部長,但還工作一段,再幹兩年吧。”劉複之接受組織安排,1985年10月卸任公安部部長,擔任中央政法委員會常務副書記。
  1988年4月9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複之當選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當選後的第三天,劉複之接受采訪時表示:對于經濟犯罪案件,特别是貪污、賄賂案件,檢察機關要下大力氣抓,在建設廉潔政府過程中,檢察機關要擔負起重要責任。
  當年年底,最高檢調整工作部署,突出地把反貪污賄賂作為檢察工作的一個重點來抓。
  最高檢監所檢察廳原廳長陳振東回憶,1989年7月中旬,最高檢召開各省、市、自治區檢察長座談會,内蒙古一名副檢察長發言說,“把反分裂放在第一位”,劉複之當場糾正,“是把反貪污賄賂作為工作的重點”。陳振東當時在最高檢分管鐵路,他說:“當時劉複之曾批評我們‘光抓小耗子’,‘要抓小老虎’”。
  8月,最高檢決定将經濟檢察廳改名為貪污賄賂檢察廳,全國各級檢察機關的經濟檢察部門的名稱也都作了相應改變。肖揚在自己的《反貪報告》一書中披露,“劉複之在一次出國同機時對他表示,‘能否在廣東先試驗一下,在檢察院内部設立一個反貪污賄賂的專門機構,加強偵查工作’。”
  這就是後來廣東省檢察院成立的全國第一個反貪局。劉複之對肖揚的“方案”很認可,不過指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名稱是否叫“廣東省反貪污賄賂工作局”二級局。“他加重語氣,堅決地說,‘這個機構如果不是設立在檢察院内,那麼和我國現行法律關于貪污賄賂等案件由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偵查的規定不相符。與其這樣,還不如不設。’肖揚回憶道。
  上繳的“大哥大”堆了幾籮筐
  1989年8月15日,最高檢貫徹中央有關指示,會同最高法發布了《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在貫徹通告期間,全國檢察機關收到舉報貪污賄賂線索13萬多件,受理投案自首3萬多人。
  當時一名省檢察長說,他們的工作方法就是查幾個主要的犯罪分子。一些坦白自首的人到檢察院都排不上号,來了檢察院給他們作個登記,讓他們回去“戴罪立功”。當時,上繳到檢察院的BP機、“大哥大”都堆了幾籮筐。
  在“兩高”通告規定的限期還有6天時,劉複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反貪報告,随後反貪工作聲勢越來越大,又查處了一批案子。
  不過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太大的經濟犯罪不算多。首任反貪總局局長羅輯回憶,他在1990年到最高檢工作後,查出的中信實業銀行深圳分行行長高森祥創全國紀錄,法院最後認定,高收受他人賄賂現金及實物折款共計港币173 .3萬元,人民币63 .03萬元,美金5000元;青海的副省長韓福才受賄是幾萬元,鐵道部副部長羅雲光收受的錢物折合起來也就是幾千元。
  據統計,1988年至1992年,全國共立案查處萬元以上的貪污賄賂大案49122件,其中10萬元以上不滿50萬元的1782件,5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122件,100萬元以上的81件。
  1993年4月,76歲的劉複之結束了檢察長任期。
  劉鄧大軍中的“劉秘書”
  劉複之的一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放棄安逸生活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後任職公安部在文革中受迫害、改革開放後在政法領域做出許多個“第一”。
  劉是廣東梅縣人,華僑家庭出身,在香港呆過,去過南洋。1937年入延安陝北公學學習,次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據劉複之回憶,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還沒有結束,有一天,中央黨校幹部部長找來劉複之談話,要調動他的工作。
  部長說:“給朱總司令找個秘書,确定讓你去擔任,跟朱總司令到前方去。”這完全出乎劉複之的意料,但因将要在“敬愛的朱總司令身邊工作而非常興奮,沒有想過自己幹不幹得了”。劉複之回憶說。
  當時八路軍和閻錫山會談,出發前,朱德特意找到劉複之:“挑你來當秘書,跟我工作,到前方去。”他笑着說:“你喝過海水的嘛。”
  期間,閻錫山邀請朱德給晉綏軍校尉級軍官訓練團作報告。朱總司令講的題目是《抗日的戰略戰術與建立新軍問題》,而這個講話提綱就是劉複之起草的。
  當年12月,朱德找劉複之談話,“一二九師劉伯承師長要秘書,決定你去。”随後劉伯承宣布秘書一事,并要求其随部隊馬上出發東進冀南。從此以後,司令部來了個“劉秘書”,慢慢地被大夥熟悉。
  1940年,劉複之再次被任命為鄧小平的秘書,當時的同事還有卓琳、陳書漣等。身為3位共産黨高級将領的秘書,這在劉複之的青年時期書寫了輝煌的一頁。
  第一輪“嚴打”
  新中國成立後,劉複之參與了中國公安部的籌備、成立和建設。
  “劉複之實際上擔負着(公安部)籌建工作的重任。當時華北公安部人員較少,他拉着我東奔西跑,費了不小力氣,才在東堂子胡同附近找到一座小樓,作為羅部長(注:羅瑞卿,中國首任公安部部長)辦公樓。現在除了複之和我,誰也不知道這個小樓的曆史價值了。”王仲方回憶。
  “文革”期間,因受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李震自殺案牽連,劉複之受到迫害,雖被關押,但未妥協。
  1977年12月,剛獲平反的劉複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同時,劉複之還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并擔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   讓劉複之的老部下,原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王景榮印象最深的是,劉在就任司法部長期間,貫徹中央關于破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決策,大刀闊斧地調整局處兩級領導幹部,凡年滿六十歲的一律辦理離退休手續,同時選拔一批比較年輕的同志充實到中層領導崗位上來。
  “現在整個幹部隊伍年齡老化,我看一些同志的思想觀念也都老化了。建國初期,中央機關的司局長和處長都是三四十歲的同志,那時誰說他們嫩了?本人三十多歲就當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劉複之選拔年輕幹部時的力排衆議讓王景榮曆曆在目。很快,劉複之就重新出任公安部長。
  根據《華商報》文章披露,1980年後,全國發生的惡性案件增多,社會治安環境差,老百姓沒有安全感。
  在此情形下,1983年7月17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劉複之關于全國各地嚴重的治安狀況彙報後,十分嚴肅地指出:對于當前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要從重從快。
  緊接着,中央作出嚴厲打擊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嚴打”鬥争在全國範圍迅速展開。
  全國各地收容審查、拘留、勞動教養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許多幹部子弟也因涉案成為“嚴打”目标。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之子胡曉陽、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陳小蒙以強奸罪、流氓罪被判處死刑。在天津,朱德的孫子朱國華也因流氓罪被槍斃。
  “嚴打”的成效極為顯著,不過據王景榮回憶,少數地區出現亂抓人、擅自擴大打擊面的現象。如有的地方把超計劃生育也列入“嚴打”範圍,甚至提出“抓大肚婆”的荒唐口号。劉複之覺察到這個苗頭不對,于是從公安部選派幾名年紀較輕的局級幹部,分别帶隊赴廣東、河南、遼甯等省的一些地方了解情況。
  摸清情況後,劉複之立即協助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陳丕顯提出糾正對策。這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寫來一封信,指示在“嚴打”中貫徹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還要再加一個“準”字,堅決糾正和避免打擊面過寬的問題。劉複之立即對糾正前階段少數地方抓人過多過濫的問題作出具體部署,對“嚴打”糾偏。即使如此,仍有一些風向直指“嚴打”的問題。在其中,鄧小平給了劉複之很大支持。
  劉複之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對他的鼓勵和幫助讓他一生受益匪淺,一是1983年7月這次談話,二就是抗日時期的鄧小平警醒他那句“你年輕,聰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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