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凝聚共識心得體會【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識】

來源:公文書信 發布時間:2019-07-23 04:56:07 點擊:

  未來十年,在繼續完成市場經濟改革任務的同時,積極而慎重地推進政治改革,既是未來中國改革的主題,也關系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和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問題上,容不得有半點猶疑。隻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實現幾代中國人的夢想,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改革尚在半途。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着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着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兩條路徑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
  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的任務已經基本實現了,甚至市場化有些“過頭”,隻是政治改革還有待努力,有的人甚至認為,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國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再進行下去了。
  我覺得,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任務已經基本實現,是高估了經濟改革的成就。實際上,連已經寫在文件上的經濟改革要求,也有許多并沒有實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1992年以後重啟的改革,存在的一個缺陷是,不再像20世紀八十年代那樣,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并提。正如小平在1986年講過多次的,“不改革政治體制,經濟改革也搞不通”。目前經濟改革的落後方面,像國有經濟的改革,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改革,都無不與政治改革、政府改革滞後有關。更不用說現代市場經濟隻有在法治環境中才能更有效運轉。因此,進行政治改革乃是建設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要件。
  有些人認為,中國改革的特點和優點,就是先搞經濟改革,後搞政治改革。這并不符合曆史事實。實際上兩者是同時發動的,隻不過前者的推進相對比較容易,而後者卻因涉及官員們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因而步履維艱罷了。
  中國是一個有長期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又經曆過長期列甯—斯大林式政治經濟制度的實踐,實現這種轉型的任務尤為繁重和艱巨。雖然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已經取得了進展,然而市場經濟作為一套配置稀缺經濟資源的機制,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撐。否則,市場自由交換的競争秩序就得不到保證。權力的介入還會造成“叢林法則”支配經濟活動,使整個經濟變成了一個尋租場。
  政治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行政幹預,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有可能發揮基礎性作用;更艱巨的任務,在于建設一個與自由市場制度相适應,能夠為市場的有效運轉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沒有這樣的制度平台,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社會失範的狀态,難以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中國整體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問題是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須要劃清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必須把直接控制經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并将各級黨政機關和官員置于民衆的監督之下。
  既然改革的焦點在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核心的問題都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由于這一改革将會觸動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和利益,它就不可避免地面臨很大的阻力和障礙。這樣,改革要取得突破,就不但需要領導人具有遠大的目光和很高的政治智慧,還需要大衆的積極參與和監督。隻有這樣,才能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和幹擾,推進從所謂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
  政府改革的目标應該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謂有限政府,是和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無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從經濟方面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範圍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資源限于與公共物品的提供有關的資源,而不能任意擴張。稀缺資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應當由市場去擔當。所謂有效政府,則是政府應當在納稅人的監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絕貪污和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為公衆提供服務。
  一個好的政府,就是一個既能謹守自己的職責,又能為民衆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的政府。要達到這樣的目标,顯然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從當前看,法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強工作——
  第一,要在全體公民特别是各級官員中樹立法治觀念。法治觀念是當代先進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社會核心價值的一項重要内容。它不僅與中國“君權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類傳統的專制皇權思想相對立,也與“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一類自稱的“革命意識形态”有根本原則的區别。它要求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一切組織和個人,包括執政黨和執政黨的領導成員,都必須和隻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内活動,而不能淩駕于法律之上。在這方面,完全有必要進行“一次比較徹底的思想啟蒙運動,以解除意識形态的束縛,真正建立起現代核心價值觀”。
  第二,建立符合公認的基本正義的法律體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機構的政令都必須符合憲法。憲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則是進行權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證這些權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劃定政府的權限範圍,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權利。其次,在法治的條件下,法律必須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過程要有公衆的廣泛參與,二是法律要為公衆所周知。按照現代法治觀念,不為公衆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現在有些政府官員無視人民的知情權,把反映公共事務處理過程并與民衆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當作黨政機關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衆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政府内部尋求處理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不法官員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再次,法律應當适用于全社會的一切行為主體,保持穩定和不追溯既往,這樣才能使公民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後果有穩定的預期,從而安心發展自己的事業。否則行為主體就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而隻能靠找關系、送賄賂等辦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權的官員幫忙開特例,才能辦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實現法官的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項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員的腐敗和行政幹預是實現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礙。為了消除這種障礙,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質和加強人民群衆的監督。共産黨作為執政黨,也要通過自己的黨員幹部對黨組織嚴格遵紀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憲性和合規性起監督保證作用。但是,這種監督保證作用隻針對人員任命和審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員、幹預具體案件的審判和決定審判結果。   當前,有兩種極端趨勢值得特别警惕。
  一種是擴大尋租基礎的趨勢。在21世紀的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尋租空間即各級政府壟斷土地資源,用以生财。據農口專家估計,通過出售從農民征用來的土地,各級政府能夠拿到的土地差價總額高達20萬億—35萬億元,這麼大規模的财富被各級政府官員控制,可見尋租空間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關的腐敗官員可以說是前仆後繼。
  另一個是貧富差别拉大的趨勢。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大緻在0.5左右,貧富懸殊的程度已經居于世界前列。
  這兩個問題愈演愈烈還不是最可怕的。如果能夠認真、理性地讨論,當前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應該是能夠找到适當的解決辦法的,不會沒有出路。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除了那些靠權力尋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頑強地固守他們的陣地,甚至還要擴大他們的特權外,有些人采取另一種極端的立場,認為問題的症結并不是政府支配資源和幹預微觀經濟權力太大,反而認為是市場放得太開,政府管得不夠,還不夠強大有力,因而要求用強化政府權力的辦法去解決矛盾。他們極力要使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從分配不公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産流失,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在重要的經濟領域中實行“再國有化”和“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對黨内外資産階級的全面專政”。
  其實,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滞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幹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的結果。大衆對這些醜惡現象的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然而,如果聽任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這種情勢蒙蔽和誤導大衆,把反對的目标從進行權力尋租的特殊既得利益者轉移到市場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業家、專業人員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衆引向歧途。
  古今中外的曆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滞,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決之策。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可以通過自由和切實的讨論來求同存異和尋求共赢的解決方案。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的争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識,防止各種極端思潮撕裂社會,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曆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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